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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全国律协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16名律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2名律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其次，改变古典王朝体制下皇权不下县的格局，将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网络逐步向下延伸，具体到清末民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乱局，这种努力更是极具现实政治意味。{1}因此，从清末法治变革开始的中国法治之路，并不仅仅是确立一套和原有法律制度截然不同的规则体系，也不仅仅是对于以往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模式的创新，而是一种通过法治的国家建设，即通过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一系列现代法律制度的创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4}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通过一系列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奠基确立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后，其国家建设的使命并未终结。诚有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国家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基本的国家架构，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形式，它有着自己丰富的内涵，而且这种丰富的内涵本身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而意味着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责任。以《钦定宪法大纲》为例，尽管对大清皇帝皇位一统再三重申，却也清楚地表明了宪法正式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而非以前王朝替代中的天命正朔式的合法性宣称。即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也不乏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法治建设中的有益经验。

{9}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最初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已经可以使我们可以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崛起，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一个民族的全面复兴。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一方面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就给其他国家的法治命题解决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经验和制度设计还非常不够，也未达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对比较成熟的法治模式相提并论的地步。对于生态风险，亦即使人类因自己对环境的利用而损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法律系统以共振方式作出的回应，因为受到这种选择性的约束，可能在不同意义上是过少或过多的。

[36]但是，这种理论逻辑，并不能阻止我们在实践中将结果取向的任务以及合法/不合法之外的符码值，引入法律系统内。例如，政治系统在公众压力下通过过度反应的环境立法，法律系统将忠实地与之保持共振，哪怕公众已经恢复理性，只要该立法未被废止，仍会被法律系统当作有效规范而予以执行。但是，卢曼对法律系统自成一体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种状况为何是成问题的以及这种问题的后果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一旦系统与环境产生共振之后，系统运作结构会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始终是一个开放供选择的问题。

当卢曼强调法律在处理生态风险时会受到其系统结构的限制时，同时也就意味着：法律可以在不改变其系统结构的情况下，对生态风险做出独特的处理。的确，卢曼不遗余力地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演化而来的、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现状的关注与尊重。

事实上，关于说什么不说什么，卢曼还作了一个未曾明示的选择——同样是对实然的揭示，卢曼强调的是系统不能做什么，而不是系统能做什么。法律系统的全部运作就是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任何尝试解决生态风险的方案，无视这种现实状况的话，就冒着失败的风险。（P64）法律系统的运作，即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之所以是闭合的，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其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

这一方面意味着，政治系统并非法律系统的附属，不是专为解决法律系统剩余问题而存在的。在法律系统内部，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类实质性的目标一定会达成。但法律系统关心的是这一事故在法律上的可归责特性。（P64）在卢曼那里，二值符码是所有社会分支系统运作的基本结构，应用不同二值符码进行不断的区分是社会分支系统运作的基本方式。

这种回答不能是任意的，而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在法律系统基于有限认知能力而选择或过滤外来声音的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系统对生态风险的共振可能是过少的。

没有任何其它的系统是在这一符码下运作的。[15]他将功能分化与各功能分化系统的自主性联系起来：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

——虽然这种对现状和实然的认识可以顺带揭示出：某些教导人们应当如何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从而有助于减少无用的激动（前言P18）。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规范性预期不同于认知性预期或学习性预期。（一）由条件程式转向目的程式？卢曼多处论及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purpose-oriented programmes）的不同。五、对生态风险，法律究竟能做什么？语言是有限的。无论是演化论中生存者对环境的适应，还是控制论上环境与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都很难突出这种关联中源于系统内部自成一体运作的选择性。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一点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自我指涉这个语词，就能了解自我指涉是怎么回事。

比如，法律规定某种破坏环境的行为违法或加重原已被界定为违法的某种生态破坏行为的法律责任，可能会显著减少甚至杜绝此种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说，一场由化工厂原料泄漏造成的河流污染事故，可能同时引起法律系统和传媒系统的关注。

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形成和贯彻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而不是维持规范性期望。(P91)而法律系统内随着环境法发展而来的前述变化，看上去并没有威胁到其他功能系统的自主性。

这个标准不是别的，正是法律规范。而对事实会如何的认知，具有开放性。

而相比《生态沟通》一书中涉猎广泛的其他内容，作为与卢曼一样受过法学训练的读者，也就是与卢曼一样曾受法律自主性与开放性悖论困扰——相关争论文献在法学领域可谓铺天盖地避无可避——的读者，应该更容易进入其有关法律的讨论。四、生态风险改变现代法律？以卢曼的功能分化系统观看来，法律系统自成一体运作的闭合性，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外来干扰——包括应对生态风险的社会压力——的能力。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在中国，法律系统的运作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自成一体的。换句话说，规范性预期具有对抗现实的稳定性：当实际发生的不合规范预期时，亦会出现失望，但规范预期本身并不因此就被打破了。

一、卢曼的理论关怀与本文的问题界定人在自然中生存。在法律系统内，只有依据法律本身而不是依据别的什么规范，才能判断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

政治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不能担当这一角色。特别是在确定环境风险的基准线或门槛、明确接受风险意愿或对风险的容许水平、权衡互相冲突的环境相关利益三个方面，由于缺乏共识，[30]——科学的、伦理的或政治的共识——相关的决定看上去只能是任意的。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卢曼和贝克一样，属于最早开始从社会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角度研究生态风险的那批学者之列。（P29）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解决环保问题并无助益。

就此而言，卢曼有关现代社会如何应对生态风险的思考，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并不止于纯粹的理论兴趣，也可以关乎中国法治的复杂现实。作为功能分化系统，法律就是这样对生态方面的危害做出反应，用卢曼的话来说，没有什么事先保障这个反应会是合比例的或卓有成效的（causally successful）。这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环保行动，也可以是有益的提醒。进入专题： 现代法律 。

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要求回答特定行为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问题。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卢曼在《生态沟通》一书中对现代法律系统的讨论，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

而目的程式则是结果取向的，以实际成败论对错。那些法律系统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说通常所说与法律无关的事实，对法律系统是不可见的。

——的确可以说，在卢曼眼中，系统能做的极少，但 极少并不等于没有。只有法律可以处理的事实、或者说会影响到法律规范适用结果的事实，才是法律系统内的事实。